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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一般你是不會在這個時間找到我的。現在正是在西藏進行野外工作最好的時候。”臨近中午，在復旦大學8號樓見到鐘揚時，他剛剛接受了一群中學生關于“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學者”的訪問。

　　今年夏天，鐘揚沒能像往年那樣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度過。“得了一場大病，醫生禁止我去。沒關系，明年我就能去了。”鐘揚的語氣很輕松。過去的15年，作為一名生物學家和教育工作者，鐘揚每年有100天以上在西藏度過，從藏北草原到藏南谷地，他和他的伙伴、學生一起，為國家和上海的種子資源庫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。

　　在鐘揚眼里，種子是珍貴的。為了收集理想的種子樣本，哪怕一次次長途奔波，一次次瀕臨險境，一次次無功而返。在他看來，在這一過程中，將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到藏族學生的心中，影響更為深遠。

　　令鐘揚引以為豪的是，從2001年第一次踏上西藏，15年間，他幫助西藏大學建立了第一個生物學碩士點和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，為西藏培養了第一位藏族植物學博士，帶出了西藏自治區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，填補了西藏博士教育的空白。而今，這支“地方隊”的研究力量已經開始參與國際競爭。

　　鐘揚說，最初來到西藏，只是因為“研究生物的人，怎么能不到西藏去”。青藏高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，僅高等植物就有1000多個特有種，西藏還有許多沒有被探索的地方。懷揣一腔熱忱，他自己主動找到了西藏大學，申請做起了科研“志愿者”。

　　沒有一分錢的額外待遇，自掏路費來當“志愿者”，剛到西藏大學的鐘揚發現，學校的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。申請課題沒有基礎，國家重點項目更是想也不敢想。更關鍵的是，老師們并不相信鐘揚的到來能帶來什么改變。當鐘揚提出“以項目來帶學科帶隊伍”的方向時，西藏大學不少教師都不相信能做成。也難怪，這么多年來，到西藏來的科研人員一撥又一撥，但都是完成自己的研究就走了，沒有人留在這里，更沒人留下什么合作成果。

　　鐘揚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帶著大家一次次去野外考察，把研究做得更扎實。同事扎西次仁說，去野外時，鐘揚都是早晨天剛亮就出發，一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收工。為了把包里的空間省下來裝野生植物采樣，他每天只帶兩個面包、一袋榨菜、一瓶礦泉水。

　　2003年，鐘揚和瓊次仁聯合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。申報成功，西藏大學沸騰了，這是該校有史以來獲得的首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，鐘揚也贏得了藏族同事的信任。2009年，已經在西藏大學做了多年“志愿者”的鐘揚，成為中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。3年援藏結束，他毅然申請留任，成為第七批援藏干部。

　　“我是學生物的，生物講究群體效應。就拿高原生態學這個領域來說，再用10年，培養10名博士生，聚集起20個人，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響的成果。”在他看來，援藏不能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上，更不能是“包辦婚姻”、行政命令，“沒有持久的熱情和長期的投入做不出事情，學術援藏要從培養高端人才做起，著眼學科建設，盤活人才培養一盤棋。這樣，才能改變西藏高等教育的狀況”。

　　鐘揚

　　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、生命科學學院教授，教育部“長江學者獎勵計劃”特聘教授，中組部第六批、第七批援藏干部，全國先進工作者、援藏先進個人。從事植物學、生物信息學研究和教學工作近30年，1994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，2001年、2007年兩次獲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。